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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这些私贩集团通过走私，不但获得了大量的利益，同时在当地不断的购置各种产业，通过雇佣农民的方式，捆绑了当地大量的农民，成为了他们的附属品。

    如果说当时我们的官府能够及时的，去改变当地的商品供应状况，使得当地的商品供应能够满足当地百姓的需求，他们能够通过正规的渠道，或者是官府的供应，得到自己需要的食盐和耕牛，那么当时组织叛乱的私贩集团，在当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出路。

    所以从这件事情上，我意识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在叛乱平定的整个过程之中，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，我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谋划。

    就比如说针对当地食盐缺乏业务情况，使得南边物美价廉的广盐，能够进入当地的市场，这也使得当地的百姓，能够用更低廉的价格，买到他们所需要的食盐。

    另外与当地附近的溪洞蛮之各个部落，也进行了一些合作的协议，其中就包括耕牛的供给，溪洞蛮比较善于养殖这些畜牧，所以能够给当地，甚至是附近的几个州县，长期性的稳定提供耕牛。

    提到了溪洞蛮，就必须提到商业的另外一个作用，就是加强和周围其他民族政权之间的各种联系，当然其中有好有坏，具体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，可以在事先进行谋划的。

    就比如溪洞蛮族之前，他们最需要的商品就是粮食，这一点和周围其他的政权基本大同小异，甚至之前跟辽国最开始进行交战的时候，更多的也是因为他们缺少粮食种植的方式。

    我们通过用粮食或者经济作物，跟溪洞蛮族交换耕牛这样的方式，第一个可以使得他们继续去大量的养殖畜牧。

    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它们本身的农业生产，当他们自己的农业生产的量，一直上不去的结果，就是他们的人口规模很难发展。

    他们溪洞蛮的人口数量，如果因此受到了限制，只能够相对比较缓慢的增长，对于大宋来说，他们的威胁相对也就变低了。他们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，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受到我们大宋的挟持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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