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1章 挑唆居正(下)-《大明元辅》

    徐阶的情况,现在可不是一句不太妙就能形容得了的。他现在完全称得上是麻烦很大。

    张居正面色阴沉如水,脑子里仔细的把近两个月的政局捋了一捋。然后他发现,高拱近来似乎真有要一反徐阶旧政的意思。

    更可怕的是,张居正深知:高拱是真的打从心眼里想要反对徐阶旧政的。

    这事必须得从当年的具体情况说起: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,嘉靖皇帝驾崩。当晚,徐阶召来得意门生张居正,紧急赶制出一份嘉靖自述口吻的《遗诏》。到了次日早晨,呈给作为新皇的裕王,由其颁布天下。但是这件事并没有与内阁其他同僚商议,仅由徐阶授意、张居正捉刀,完全把其他辅臣都排除在外,因此就引起了内阁矛盾的再一次激化。

    完全被透明化的内阁同僚们,肯定不能淡定呀!

    虽然唯徐阶马首是瞻的李春芳没敢表达什么意见,但高拱和郭朴两位阁老却出离的愤怒了。郭朴当场激动地道:“徐公这是假托遗诏,毁谤先帝,其心可诛!”

    高拱立刻表示赞同,道:“先帝是英主,御国四十五年来的所作所为,难道都是错的?而今上是先帝的亲子,三十岁登基,并非幼主,这样强迫今上将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,将置帝王尊严于何处?再者,当初先帝本来就曾经想要停止斎蘸之事,是谁建议他重修紫皇殿的?那些土木工程,一丈一尺全都是他们徐家父子亲手策画,现在难道能全部归罪于先帝吗?在先帝生前,他一味谄媚,待先帝甫一晏驾,便肆意诋毁侮辱,实在令人不齿。”说着与郭朴相视泪下。

    其实高拱这一番言论,要说全部出自本心,那恐怕也未必。他对嘉靖帝按理说并没有那么深的感情,更不会真为其身后声名毁损而难过。实际上,他主要是对裕王这位新帝可能遭徐阶挟持并受委屈而担忧,毕竟他与隆庆皇帝的君臣际遇远非他人可比。

    然而从根本的出发点上来说,这番话其实主要还是针对徐阶。因为徐阶其实是利用世代交替的时机,巧妙地把先朝的一切弊政都归咎于死人,从而将他自己以前的不光彩举动摘得干干净净,不仅如此,还极大地收买了人心。而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,却又故意将包括高拱自己在内的内阁同僚排除在外,这种毫不遮掩的蔑视和打压,才是真正令高拱愤恨不已的。

    因为高拱把自己定位为隆庆帝的第一忠臣,所以他认为徐阶这么做,不光是自私,而且还是在刻意打压和蔑视新君的威严——我父皇这辈子尽干错事,我这个新君能有面子到哪去?

    徐、高之间的矛盾当然并不只有这么一点,随便再举两个例子:在新帝登基后的赏军大典上,高拱再一次与徐阶出现政见分歧。原本新皇登基之时赏赐军方并非什么祖制,而是从正统元年开始的惯例。嘉靖帝即位时因为国库殷实,便将原定的赏赐又翻了一倍。

    隆庆登基,徐阶打算按照嘉靖登基时的标准去办,高拱立刻表示反对,道:“现在的国库空乏,承受不起这项消耗。不如按照正统时的标准行事,那么就可以省下一半的钱,只要花二百万就够了。”

    而徐阶直接拒绝了高拱的建议。因为徐阶知道,对于下面的人,赏赐总是多多益善的,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减少赏赐,都会得罪人。以徐阶的精明,当然不会做这种有害于己的傻事,毕竟赏赐花的钱又不用他徐阁老出。结果高拱力争而不果,最终,赏赐沿袭嘉靖登基的标准发出,而户部则为此困苦不支。

    又譬如有一次廷议,众言官为了该不该拟去一个大臣的问题争执不下,双方吵得就差上演全武行。徐阶一看这局面不好把控,又不愿意开罪言官的任何一方,就打算把问题推给皇帝,让皇帝决定该大臣的去留。

    高拱当场质疑徐阶不负责任的行为,发出异议:“不能开这个‘恭请圣裁’的先例。在先朝遇事不决请上裁,是因为先帝经久执政,通达国体;而今上即位这才几天,怎么可能知道群臣谁贤谁不肖?让皇上自己裁定,皇上却该如何判断?恐怕只能询问身边的人。长此以往,天下大事就可能会被宵小劫持了。”

    徐阶立刻黑了脸,认为高拱纯粹无理取闹,凡事非要与自己对着干才高兴。在言官们的支持下,徐阶再一次胜利,最终还是请了“上裁”。而高拱和徐阶的矛盾,也更加地公开化,朝廷上下无人不晓。由于徐阶的威望和影响力,再加上他不得罪人,而高拱则一门心思维护自己皇帝学生的,因此舆论都倾向于指责高拱擅权,破坏内阁秩序。

    像这样的矛盾在高拱当初第一次入阁的近一年时间里,在徐、高二人之间几乎不间断地上演。只是由于新朝初始的不稳定状态,使得这些事情所牵动的气氛愈发微妙。时人黄景昉有评论说:“高拱任怨,徐阶专任恩,二者的倾轧皆由此而起。”该评价可谓中肯。

    徐阶的圆滑与高拱的直率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且都是些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二人对国事的用心程度,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。徐阶兼顾各方利益,尤其小心谨慎,首要目的是明哲保身,在圆滑处理事件的基础上始终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;而高拱则往往就事论事,心无旁骛,为此甚至不在乎与任何人结怨。

    说到底,徐阶在乎的是官位名利,高拱在乎的是天下大业。

    后来因为京察,连带着爆发了胡应嘉案,一番龙争虎斗之后,“满朝倒拱”,高拱狼狈下野,而徐阶最终也失去圣心,致仕归乡。

    而高拱此番起复,首先就推翻了“恤录先朝建言诸臣”。当初徐阶在草拟的《嘉靖遗诏》中,对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间因敢于直言而被革职、充军、下狱和论死的大臣平反昭雪,这里头牵涉到的是一大批人,得不得民心不好说,但肯定是一件极得官心的大好事。

    但高拱一回京,立刻就将此推翻了。高拱的理由是这些臣子的“罪”,都是先帝嘉靖定的。先帝定的案能翻吗?不能,因为如果这些人都平反昭雪,那不就明摆着是先帝错了吗?这还得了!

    一句话,你徐阶的这个做法“有妨于圣德”,同时评价徐阶“不以忠孝事君,务行私臆”、“归过先帝”。这一招当然十分凶狠,在张居正看来,属于是欲置徐阶于死地。幸好隆庆这次颇有主见,只是同意了对获罪诸臣不可“不加甄别,尽行恤录”,而没有直接动徐阶。

    但旨意虽然这么说,实际上还是推翻了《遗诏》,对建言获罪的大臣们平反昭雪之事,也就随之无疾而终,有望重见天日的几百户家庭,又入苦海。这里头还牵连到一个人,这个人是大文豪王世贞的父亲。结果嘛……历史上王世贞写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,其中肆意诋毁和丑化高拱,但凡高拱有功之处,要么一笔带过,要么“乌足道也”,而只要曾有对高拱不利的传言,却一条条清晰记录并大加阐发。

    因为王世贞在文坛的历史地位,这《首辅传》偏偏成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!高拱的名声在后世之所以坏了那么多年,直到差不多改革开放之后才被一些学者慢慢翻案,原因就出在这里。

    冯保眼见得张居正面沉如水,目光中甚至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杀机,心中暗暗得意,再次补刀:“太岳相公,前些日子高胡子放出风来,说什么与华亭公当年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私人过节,这话你是当事人,总不会相信吧?而且据我手底下的番子打探,前几日,他还在家中夜会了在京的学生们,其中四位科道官……你猜他高胡子是想做什么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