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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说倒不是表示实学派的上层有多少出自于举人阶层，这是不太可能的，毕竟大明的传统摆在那，政策惯性和个人、群体利益都摆在那——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。
要知道这个“潜规则”的形成，乃至于后来几乎成了“明规则”，并不是因为皇帝认为只有进士才有做翰林的能力、只有翰林才有做辅臣的能力，不是这样的。
本质上，这种所谓的“规则”，只是进士、翰林们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创造出来的“舆论门槛”，是为了排除更多的竞争者。
这样一来，经过长年累月的口口相传或者明里暗里的各种舆论影响，非进士出身、非翰林出身的官员就会在心理上自我矮化，连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，觉得自己不够格去和进士、翰林争夺更高的位置。
久而久之，进士群体、翰林群体就自觉或不自觉的形成了小圈子，或者说利益阶层。即便权威之盛如今日的高务实，他也没法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忽然站出来说：诶，我看那位举人是个大才，我推荐他入阁辅政——这不仅是要犯众怒的，甚至他提到的“那位举人”恐怕自己都会打死不肯接受这种推荐，乃至于认为高务实是在嘲讽自己，然后羞愧无地，干脆自我了断以免受辱。
这当然是极端化的描述和假设，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：当社会共识已经达成，那么不到矛盾激化引起巨大动荡，一般来说就不可能去轻易改变。
那么，实学派是如何依靠“扩大举人任用”来获得扩大派系，最终声威日盛的呢？这就要分高拱和高务实两个阶段来说了。
先说“高拱时期”，这个时期其实并不只有高拱，而是从高拱算起，到萧规曹随的郭朴和张四维结束。由于后二人基本上延续高拱的政策，所以这里只说高拱。
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：“授诸司以籍，使署贤否，志爵里姓氏”，每月汇集一次，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。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，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。
天下大治，必须广选人才，高拱看到天下科贡(代指举人)占七成，制科(代指进士)仅为三，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，他以为“崇其三而弃其七”是失措之举，应该进士、举人并用，惟贤是视，量才录用。
但举人就选，他又主张“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，不得为州县之长”，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，责任艰重，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。
他又认为，国家必须广蓄人才，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，那是来不及的，于是提出备才之说：“今于紧要之官，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，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，待次为备。一旦有缺，即有其人，庶乎不乏。”
他还公开招贤，明令选司，“凡有所缺，悉揭诸门外，使众见之”，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。
这个做法是有明确针对的，因为过去吏部推升官吏，只少数人的事，搞得十分隐秘，高拱尽反其道，说：“堂有侍郎，司有员外，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，何居此，不过欲行其私耳。吾改其是。”于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，命人当众揭牍，“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”。对于被黜官员，高拱则必亲“告以故”，黜者“无不慑服”。
当时马政、盐政被视为闲局，朝廷轻之，因而失人废事，使“善政无闻”。高拱体察下情，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，自是艰辛，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，并宽其交纳之额。如遇优异，则超等擢用。其官重，马、盐二政当自修举，利于国家。
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、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，“开王亲内转之例，复一甲读书之规，正抚按举劾之差，核京官考满之实，分进士讲律之会，定进官升授之条，议有司捕盗之格”。
这些措施都得到隆庆帝的准旨，得以实施。于是使朝廷上下、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。
依照大明旧例，内阁辅臣，“若兼领铨选，则为真宰相，犯高皇帝厉禁矣”，但高拱先以阁臣、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，虽犯忌有非议，但成绩斐然，利在社稷。后人只知有张居正而不知有高拱，真不知如何评价。
高拱这些措施，郭朴、张四维依例而行，但张四维之后朝廷进入申时行时代，心学派执掌了首辅大权，虽然申时行权威不足，很多时候和实学派的斗法都难以占得上风，但首辅该有的权力依然是有的。
即便吏部多数时候掌握在实学派手中，申时行依然能从大政方针掌握朝廷大势，使得实学派在任用举人为官一事上进入某种低潮期。不过，申时行囿于自身见识，对于有些看起来不甚重要，实际上却很有影响的职务却限制不多，因此实学派仍然在此期间往这些岗位上添入了不少能力出众的举人——比如前面提到过的，高拱很是重视的马政方面。
广义上来说，大明的马政，在高拱接手时期已经堪称稀烂，即便高拱选调了许多年轻能干的举人进入马政系统，本身也只能把这稀烂的马政往上拉到勉强能用的地步。但是，由于俺答封贡的顺利进行，以及高务实的京华商社开始掺和其中，大明的马政开始快速扭转颓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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